抗战期间，有两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的演剧队来到柳州。在柳州年几年时间里，他们融入了柳州，柳州也容纳了他们。陈佚生

扎根柳州，宣传救亡

　　卢沟桥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。为了救亡图存，国共两党再次携手，成立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。为了加强全国抗敌宣传工作，中共派周恩来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出任副部长。1938年8月1日，在周恩来指导下，政治部第三厅集中全国文化艺术界精英，在武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其他宣传团队。经集训后派遣到各战区前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。

　　１939年12月下旬，演剧九队奉命到柳州听候。1940年初到达广东的演剧一队，在２月初随四战区长官司令部迁移，也来到柳州。

　　1940年元旦，为了支援昆仑关抗敌战士，刚到柳州的演剧九队，和柳州各界团体共同发起“一角钱劳军捐献运动”。他们用布幕改成一面大国旗，由队员用手执着旗边高高举起，一路高呼：“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！把敌人赶出去！”的口号齐步行进。沿街排列等待献金的民众，纷纷把钞票和硬币甚至手饰抛掷到张开的国旗里。九队还派出人员通过各种形式向商舖和作坊进行募捐宣传。通过这次捐献运动后，演剧九队很快就得到柳州民众的认可。

　　这年春节期间，为了配合声讨汪精卫投敌的叛国行径，宣传抗战到底，刚到柳州的演剧一队公演四幕剧《黑暗的笑声》。这出戏的题材在当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，演出后观众反映强烈，认为这戏“在低压沉闷的政治空气中送来一帖清凉剂，使人清醒，促人深思。”一队也就在柳州民众中扎下了根。

　　历尽艰辛辗转来到柳州的一、九两个演剧队，人员都有流失，因一时来不及补充，工作起来很感到困难。7月， 经两队队务会议联合协商，决定两队暂时合作一个时期。从此，两队在柳州并肩作战，流缺的人员也在柳州逐渐得到补充。

　　1941年 5月，四战区长官部在柳州大桥响水河边办了个干部训练团，要求演剧一、九两队人员也参加训练。在训练期间，两队在周末晚会上都为受训军官们演出节目，四队中的音乐教员还教受训人员唱救亡歌曲。后来这些歌曲由参加训练团的军官们带回各自部队教士兵们唱，极大鼓舞了军队的抗日情绪。

　　同一月，军委会政治部下令对所属演剧队改变番号，原抗敌演剧队与抗敌宣传队合并改称为“抗敌演剧宣传队”。番号按配属的战区序号排列，一队配属第四战区，改称“剧宣四队”。九队则调到第五战区（长官部在湖北襄樊），改称“剧宣五队” （为了行文方便，下面不分时段，全用新番号四队、五队称呼）。五队人员不愿到那国共摩擦炽热的五战区，要求留在柳州。后经张发奎同意，五队留在柳州。

　　两个剧宣队在柳州四、五年时间，除了通过戏剧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外，还利用举办音乐会、教唱歌曲、办画展、出版墙报等形式宣传抗日。两个队还分别受派到桂南各地或省外作巡回宣传演出。

　　1943年6月，五队接到军委会命令，把他们配属远征军司令部，开赴云南前线作宣传。离柳前夕五队演出《愁城记》向柳州民众告别；《柳州日报》也发表《送五队》、《五队，那儿更需要你们》文章送别。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，剧宣五队曾一度回到离别两年多的柳州，柳州像对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欢迎他们。四队在柳州沦陷前夕，和众多疏散的难民一同离开柳州，之后一直没有回过柳州。

用文艺鼓舞斗志

　　五队刚到柳州时生活非常艰苦，但是他们仍然以炽热的抗日救国之情，投入到柳州民众的抗日宣传活动中。四队一到柳州，就积极开展群众工作，他们在演出之余，还到驻柳部队和各学校、企业、团体辅导戏剧活动，并与学校、银行、书店、医院、新闻界中的知识分子和各有关方面人士建立经常性的联系，广交朋友。还吸收近百名柳州青年成立抗敌歌咏团，开展抗日宣传活动。两个队很快融入了柳州，成为柳州最得力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伍。他们时而联合作战，时而分散活动。

　　1941年8、9月间，柳州各界发起救济难侨的募捐，两个剧宣队响应号召，在柳州举办募款演出，获得地方人士的好评。1 0月7日，剧宣四、五两队联袂在柳州公演《蜕变》和《国家至上》两出戏，得到观众的高度赞誉。《柳州日报》在报道中称之为“演剧二重奏”，柳州戏剧界把两队誉之为“演剧双璧”，“姊妹花”。

　　8月14日柳州开展献金购买飞机活动。五队演出《愁城记》将所得票款捐出购买“剧人号”滑翔机。 四队由于音乐人才比较多，经常举办音乐会，他们在柳州传播的抗战歌曲，给柳州人留下深刻印象，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在太行山上》、《游击队之歌》、《松花江上》，和诙谐辛辣的《茶馆小调》、《你这个坏东西》、《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》等歌曲，就是他们传播的。

　　1943年5月剧宣四队针对国内外形势拟排演《法西斯细菌》以鼓舞士气，正巧柳州中学也在排练这出戏，四队领导认为业余剧团、尤其是学生剧团选定剧目不容易，为了推动校园演剧运动，他们便把这剧目让给柳中演，自己改排由巴金小说改编成话剧的《家》。在自己排练余暇，还派人去帮助柳中同学排戏和制作布景。四队与地方学生剧团的关系如此水乳交融，实在难得。

　　1944年7月，柳州已经开始大疏散，为纪念芦沟桥事变七周年，四队通过四战区政治部发起“七七国旗献金大游行”。由各界合作做了一面大大的国旗，由演剧队的队员举起沿街缓缓而行，还没有逃离柳州的民众，大多纷纷把钱投入国旗里。队员们还分成若干组到各商店募捐，当时很多商家还没有疏散，他们都有一股爱国热情 ，在此情况下，其中不少商人仍乐意为抗战捐款。在那动乱不安的时局，三天的献金活动，还募得近40万元法币慰问桂林守城部队。当晚，四队和龙中、柳中联合举行“千人大合唱音乐会”，在此时间，两个剧团为了招待柳州各界和驻军，还联合演出反映当时欧洲和中国各战场形势的大型活报剧《同盟军进行曲》，这出戏有200多人登台演出，场面十分壮观。

柳州民众容纳剧宣队

　　剧宣队到柳州后，很快融入了柳州，柳州人（包括在柳州的外来人）也热情容纳剧宣队，在生活、工作等各方面都给他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。

　　剧宣队初来柳州时，《柳州日报》为他们发布演出新闻，出特刊作剧评宣传。演剧队负责人和报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彼此成为亲密的朋友。

　　剧宣五队初来柳州时，在没有找到住宿地方前，河北浮桥头江面上“珠江水上餐厅”老板陆俭，同意他们晚上到餐厅过夜。1942年12月五队到桂林演出返回柳州时，再次在水上餐厅寄宿，但两次寄宿的时间都不长，因为餐厅早市在清晨就要营业，睡眠不足会影响演剧队的排练和演出。

　　演剧队在柳州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，像春天播下的种子一样，发了芽开了花。当四队深入桂南战地巡回宣传演出回到柳州后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到四队驻地慰问。且有许多爱好戏剧、具备一定文艺修养的进步青年要求加入演剧队，让他们有选择新生力量、壮大队伍的条件。

　　四队在柳州演出的剧目中，曹禺创作的《蜕变》演出场次最多，影响也最大。这出戏讲述的是国民党的一所伤兵医院，通过医生、护士的爱国热情，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为伤员做手术的事例，转变了以往懒散腐败的风气。四队在排练这一剧目时，演员须要体验生活，省立柳州医院同意导演和演员们进入手术室参观现场操作，使导演和演员对医疗手术的全过程有真实的感受和体验，演出时更为逼真。

　　当年演剧队没有专拨的演出经费，布幕和布景都是筹款制作的，服装和道具等演出用品，基本靠借。《蜕变》演出时，省立医院很乐意把医生、护士的服装和手术器械等道具100多件借给演剧队。演出时医院的杨医生还到现场指点各种用具应该如何摆放，怎样操作使用。此外，剧中人所需的其他服装近百件和其他笨重的用具将近400件，都是演员们在排练之余四处奔走寻觅，向群众借来的。外地迁来柳州的中央银行有位朱其昌先生，被演剧队的敬业精神和求实作风感动了，亲自四处奔波替四队求借服装道具。还热情表示：“你们借不来又是必需要用的东西，可以告诉我，由我买，借给你们用！”一家亨得利钟表店老板更是热心，毫不吝啬地从柜台里取出6付眼镜、6件钟表、7支手杖借给演剧队。还说明这种眼镜是医学博士用的，配上高档手表更适合剧中人的身份和性格。演出后，这位钟表店老板很受剧情感动，把舒模（扮演剧中人西堂的演员）用过的一付黑边眼镜送给他留作纪念。

剧宣五队在柳州大龙潭队部宿舍留影（1942年）

　　《蜕变》的演出，轰动了柳州，后来长官部举办专场招待本战区医务人员，又演出 一场，广东体育宣访团来柳，张发奎为了欢迎宣访团，并扩大《蜕变》在公务人员中和各阶层中的宣传作用，特邀请剧团继续公演三天。为了慰劳演剧队人员，开酒楼的陆俭老板和来柳的交通银行何东浦先生，用上好美酒和鲜肥山羊肉等佳肴联合宴请他们。何先生说：“这戏不仅坚定了每个同胞对最后胜利的信心，而且指出了中国前途的光明。几年来，我没受戏剧这样感动过，我落泪了，但是这泪水是欢快的、兴奋的！”（作者/陈佚生）

　　（参考资料：

　　抗敌演剧一队史料征集小组整理的《演剧四队（原一队）队史资料专辑》；

　　杨震等撰述《千山万水忆八年（演剧五队回忆录）》）